全球化在过去几十年中加速了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但也带来了巨大的失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是否可以想象一种不同的、具有社会责任的保护主义，它不仅不会导致孤立，反而可以保护本地经济、法律安全、生态标准和劳动权利。对于像东南欧这样的较小经济体来说，这种方法尤其相关。现代保护主义并非完全关闭市场，而是力图纠正全球市场的不公，创造一个本地企业可以发展的框架，同时欢迎那些共享相同价值观的外国投资者。

没有孤立的保护主义：保护而非封闭

传统上，保护主义与高关税和孤立主义相关联。然而，现代保护主义并不意味着背离世界。相反，它可以成为建立公平商业环境和保护社会利益的工具。通过社会责任保护主义，国家试图：

• 保护本地经济免受不公平竞争： 一个例子是引入质量或安全标准，这些标准对国内和外国产品适用相同。这样可以防止低标准的廉价商品摧毁本地生产者。这类措施不是传统的壁垒，而是确保公平竞争的一种方式。

• 保护劳动权利和工作标准： 国家可以坚持要求所有投资者遵守最低劳动标准和工人权益。这可以保护本地劳动力免受剥削，并防止“竞争性下滑”，即通过违反劳动权利来提升竞争力。

• 提升法律安全性： 通过加强法治和透明的法规，国家可以保护本地企业和负责任的外国投资者。法律安全意味着所有规则对所有人都适用——这阻止了大公司利用法律漏洞对小公司造成伤害。

• 提高生态标准： 通过制定高生态标准（例如限制污染、废物管理规定），政府可以保护公民健康和自然环境。与此同时，这也刺激了绿色转型——投资清洁技术的本地企业将得到优待，而带来污染技术的投资者则会受到抑制。

这种定义的保护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给自足。相反，它仍然欢迎贸易和投资，但前提是这些活动保护社会和环境。通过这种方式，国家像一个经济盾牌——接受那些带来发展的机会，拒绝那些长期会对社区造成损害的机会。

来自欧洲的教训：社会和生态保护主义

在欧洲政治圈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真考虑“社会和生态保护主义”作为对全球市场不对称的合法回应。原因很明确：许多国家意识到，完全自由的贸易往往会偏袒那些忽视标准的国家。西方经济体数十年来一直推动自由化，同时大量补贴本国的农业和工业。这种双重标准导致了全球范围内的不满，许多人感到全球贸易规则对所有国家并不平等。

一个转折点发生在1990年代末。在1999年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来自工会、环保活动家、土著人民组织及其他团体的五万多人聚集在西雅图，封锁了整个城市。这场抗议活动——被称为“西雅图之战”——将所谓的“木匠与乌龟”（工人和环保人士）联合在一起，呼吁建立一个更公平的贸易体系。示威者明确表示，他们支持的贸易不应仅仅以利润和强者为主导，而应以环境保护和改善工人条件为基础。这一事件被记为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性打击——西雅图的谈判破裂，失控的自由化进程也被暂时阻止。

然而，在西雅图事件后的几十年中，全球化继续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贸易自由化并不是通过大型多边协议来实施，避免了大规模抗议活动，而是通过许多双边和区域性协议悄然进行。例如，欧盟与韩国、日本、越南、新西兰等多个国家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通过这种方式，全球贸易继续增长——而且通常缺乏足够的公众监督。

然而，近年来，欧洲逐渐意识到，无限制的自由贸易是有代价的。COVID-19大流行揭示了供应链的脆弱性；乌克兰战争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提出了对关键原材料和产品进口依赖的质疑。同时，气候危机使得现有模式的生态成本变得显而易见。隐性保护主义在主流圈子中变得越来越被接受。欧盟已经开始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以便平衡受环保法规束缚的本地生产商与来自环保标准较低国家的外国竞争者的竞争条件。甚至正在考虑广泛应用社会条款——即对不尊重工人基本权利或贡献于“社会倾销”的产品和投资者施加市场准入限制。

例如，在法国，政治运动提议，欧洲应放弃极端自由贸易的理论，并在其边境实施“社会和生态关税”，以保护产业、工人和环境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影响。换句话说，提议是欧盟只与那些遵守最低标准的国家签订贸易协议（如巴黎气候协议、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等），对来自违反这些标准的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特殊税费。这种概念曾经听起来很激进，但现在在公共辩论中获得了合法性。欧洲因此承认，保护社会和生态价值观可以成为修正市场的正当理由。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保护主义并不针对国际合作。相反，它是试图驯化全球化，使其变得更加公平。其目的是缩短生产地和消费地之间的距离，尽可能地实现民主、社会和生态原因的合理化——而不是推崇一个充斥着廉价、低质量、短寿命商品的经济系统。越来越多的欧洲参与者主张本地化、可持续的生产。“利他主义保护主义”——正如四分之一世纪前的反全球化运动所倡导的——重新成为一种相关选项。这是一种不仅不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而是保护普遍价值观的保护主义：尊严劳动、清洁环境和健康的市场竞争。

西巴尔干地区面临市场不对称

对于包括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在内的西巴尔干国家，如何在开放和保护本国经济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尤为敏感。这些经济体相对较小且脆弱，但同时又非常开放——一方面是为了吸引外国投资，另一方面是为了融入更广泛的欧洲市场。无序自由化的后果可能是严重的：去工业化、失业和对进口的依赖。美国的例子表明，急剧的全球化如何摧毁本地工业：在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之后，美国关闭了超过90,000家工厂（平均每天关闭8家），与此同时，亿万富翁的数量增加——这加剧了不平等现象。如果这种现象能够出现在一个大经济体中，想象一下对巴尔干较小经济体的压力。

该地区的国家经常面临不对称的贸易关系。例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农民多年来一直警告说，他们遭受来自欧盟和周边国家不受控制的补贴食品进口的冲击，而与此同时，邻国则对波斯尼亚的出口设置壁垒。早在2009年，国内政府就尝试对约1,000种农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以帮助本地生产商，但该法律很快被废除，理由是它违反了CEFTA地区协议和与欧盟的协议。当时，波斯尼亚农民曾在法院前抗议，称他们面临不公平的竞争——邻国对波斯尼亚商品征税，而他们自己的商品则在波斯尼亚无关税。这一案例突显了该地区面临的困境：如何保护年轻的经济体，同时又遵守自由贸易的承诺？

答案可能正是根据当地背景调整的社会责任保护主义的概念。这意味着采取智能的措施，既符合国际规则，又利用现有的空间来支持本国的发展。其中一些措施可能包括：

定向税收优惠和激励措施：

政府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和补贴支持战略性行业（例如农业、可再生能源、信息技术行业），这些行业有增长潜力或对社会具有特殊意义。这些措施必须是透明的，并且对所有符合条件的公司（如创造就业、出口、创新等）开放，以避免偏袒特定企业。

保持标准的监管措施：

政府可以实施适用于市场上所有商品和服务的标准——例如食品质量标准、产品安全标准、行业生态标准。尽管这些规定适用于国内和进口商品，但它们实际上保护了已经遵守这些规则的本地生产商，并过滤掉不符合这些标准的进口商品。此外，政府还可以利用公共采购作为工具——优先考虑那些包括本地内容或更符合生态和社会标准的投标。这不仅给本地公司提供机会，而且激励外国投资者与本地合作伙伴合作，并投资于达标。

法律和制度措施：

这意味着加强实施上述政策的机构。例如，必须有高效的法院和检查机构，以确保关税征收、质量和劳工检查，并对倾销或垄断行为进行处罚。法律安全还意味着外国投资者无法通过法律漏洞推翻保护性规定——只要这些规定符合公共利益并符合更高的法律。需要强调的是，社会责任保护主义不能成为腐败或任意保护本国寡头的幌子。相反，它必须是透明的，并基于明确的规则，以真正保护公共利益。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其邻国即使在现有框架内也已经拥有一定的操作空间。例如，可以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关于反倾销措施或保护“新兴产业”的现有规则，暂时保护新建立的本地工厂，免受廉价进口商品的冲击。此外，在加入欧盟之前，地区国家并不完全受制于严格的国家援助规则，这意味着它们可以更精确地将政府投资引导到具有发展价值的项目中。然而，关键是，所有措施都必须以社会责任为基础——因此，目标不是借爱国主义的借口创造寄生的垄断，而是推动本地公司在可持续的基础上提升竞争力。

投资者欢迎——但是什么样的投资者？

常常有人提出，任何保护性措施都会吓跑外国投资者。然而，需要区分的是，寻求在监管不严的环境中迅速赚取利润的短期投机资本，和寻求稳定、合格劳动力以及可预见经营条件的可持续投资者。社会责任保护主义正是旨在吸引这些后者。

如何实现？通过明确表明，欢迎那些遵守当地法律、缴纳税款、关心工人和环境的投资。计划开设符合高标准的工厂的投资者不会对合理的监管产生问题——相反，他们会欢迎这些措施，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不正当竞争对手也无法通过作弊来获利。另一方面，那些打算利用法律漏洞、行贿获得许可证或污染而不受后果的投资者，可能会选择绕过那些封堵漏洞的国家。

时代变了，部分投资者今天积极寻找符合高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的环境（环境、社会、治理标准）。全球89%的投资者表示，在做出投资决策时会考虑ESG因素，而符合可持续原则的基金管理着超过18万亿美元的资产（预计到2026年，这一数字将增长到接近34万亿美元）。因此，全球范围内有大量资本在寻找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项目。如果西巴尔干地区能够突出其作为一个遵守法治、保护劳动权利和环境意识的目的地的形象，就能够吸引到这样的投资。举个例子，来自欧盟的公司越来越关注供应链中的碳足迹和劳动条件；它们宁愿投资于能够遵循公司标准的地方，而不是在没有规则的“荒野”中投资。

当然，区域仍然需要提供其他优势：合格的劳动力、基础设施项目、市场准入。保护主义措施不能弥补低效或不良的商业环境。但它们可以提供稳定的框架——一个信号，表明国家支持其发展优先事项，并且不会允许其发展路线被不正当行为干扰。从这个角度来看，社会责任保护主义创造了双赢的局面：本地企业获得支持和时间成长并变得具有竞争力，而外国投资者则获得了一个看重质量、可持续性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的安全感。

结论：21世纪的竞争优势

从1999年西雅图抗议活动到今天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没有规则的市场”往往会导致社会有害的结果。曾经与替代运动相关的另一种保护主义思想，如今已进入主流话语。核心信息是，保护本地利益不一定意味着倒退的经济民族主义。相反，如果实施得透明且聪明，社会责任保护主义可以成为21世纪的竞争优势。一个能够建立公正且安全商业环境——尊重标准并珍惜本地资源的国家——将对公民（他们因此拥有更好的生活水平）和严肃的投资者都有吸引力。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见证经济秩序的某种重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撞墙”之后，为新模式腾出了空间。社会责任保护主义可能是这些模式之一——一个国家战略性地引导发展，保护自己的社会免受有害影响，同时与其他国家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合作。对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及其邻国来说，这是一个建立经济的机会，这些经济不仅仅是全球流动的附属品，而是积极塑造自己的命运。在这个过程中，吸引投资和保护本国利益不必是对立的——它们可以并行不悖，前提是发展愿景是长期的并且与社会目标一致。

正如西雅图传达的信息并在《世界外交》杂志中写道：不同的保护主义始终是可能的——而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如果我们勇敢地去想象并付诸实践，我们可以发现，它正是那个能够让社区安全地成长、创新和发展的盾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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